我若不朽

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初，伊斯坦布尔周日早晨的大街一片空旷，我们开车穿越我从未见过的地区，听“西方轻音乐”（披头士、西尔维亚·瓦丹、汤姆·琼斯之类）的时候，父亲告诉我，一个人最好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，钱绝不是目标，但快乐若取决于它，则可把钱当作当成目的的手段。或者他告诉我，有回离开我们去巴黎，他在饭店里写诗，还把瓦雷里的诗译成土耳其文，但几年后去美国，他放诗和翻译诗的提箱被人偷走。音乐随着街道起起伏伏，父亲也随着节拍调整他的故事，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告诉我的一切——1950年代在巴黎街头见过萨特多次，尼尚塔石的帕幕克公寓如何建造起来，他最先几次的生意失败。他不时停下来观赏风景过人行道上的美丽女子，我聆听他柔和低调的见解与公告，注视灰暗的冬日早晨掠过挡风玻璃的景色。看着越过加拉塔桥的车、仍伫立着几栋木头房子的后街坊、狭窄的街道、直奔足球赛的人群或拖着运煤船沿博斯普鲁斯而下的窄烟囱拖船，我听着父亲口气睿智地告诉我：听凭自己的直觉与热情十分重要。他说，人生其实很短暂，如果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做什么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，事实上，一辈子写作、画画的人，能够享受更深刻、更丰富的人生。我一面凝神倾听他讲的话，这些话也跟我看见的东西融为一体。不久，音乐、窗外闪过的景色、父亲的声音（“我们在这儿转头，好吧？”他问道。）和狭窄的卵石路都合而为一，在我看来，这些根本问题虽永远找不到解答，但是提出这些问题总是好事。真正的快乐与意义存在于我们永远找不到，或许也不想找到的地方，但是——无论是追求答案，或仅仅是追寻享受与深情——追求本身的重要性却不亚于目标，提问本身就像车子、屋子、渡轮窗外的景色同等重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命就像音乐、艺术和故事般有起有落，终而走到尽头。但那些与我们同在一起的生命，仍存在于眼前流动的城市景色，有如从梦中摘下的回忆。

——摘自[土耳其]奥尔罕·帕幕克的《伊斯坦布尔》一书。